1980年，国家掏2400元，买下了一个大三学生的油画。谁也没想到，这幅画后来竟成了中国美术馆的镇馆之宝。
1977年冬天，四川达县钢铁厂。
29岁的罗中立站在高炉前。
他手里握着一把长柄铁锹，往通红的炉膛里铲煤。
火光照亮了他满是煤灰的脸。
他在这个钢铁厂干了整整十年锅炉工。
白天拧螺丝、铲煤炭，晚上回到宿舍，他就拿出铅笔，在废报纸上画连环画。
下夜班的铃声响了。
罗中立放下铁锹，用搭在脖子上的破毛巾擦了一把汗。
他拎着铝制饭盒，推开家门。
妻子正站在屋里收拾东西，看到他进来，立刻迎上去。
“今天是高考报名最后一天，你到底去不去？”妻子把一条干净毛巾塞进他手里。
罗中立愣在原地，低头看了看自己沾满黑泥的胶鞋，又看了看墙上的挂钟。
是下午五点。
他扔下饭盒，抓起一块平时画画用的破木板，转身冲出家门。
从达县钢铁厂到县城的高考报名点，有十几里崎岖的山路。
罗中立沿着土路狂奔，赶到县城报名点时，天已经彻底黑了。
报名处的大院空无一人，办公室的木门紧紧锁着。
罗中立冲上台阶，用拳头用力砸门：“开门，我要报名！”
砸了十几下，门缝里透出一丝灯光。
一个戴眼镜的老师披着大衣走出来，隔着门缝看着他。
“时间过了，工作人员都下班了，明天再来吧。”老师准备关门。
“明天就没名额了，求求你，让我报上！”罗中立把手里的画板顺着门缝死死卡住。
老师低下头，看了看卡在门缝里的画板，又看了看满头大汗、光着脚的罗中立。
门被重新拉开。
罗中立走进去，在登记表上写下自己的名字。
他成了全省最后一个报上名的考生。
几个月后，邮递员送来了一封信。
罗中立拿着录取通知书，走进了四川美术学院的校门，成了全班年纪最大的“老大哥”。
大三那年，全国青年美展开始征稿。
画室里，同学们都在讨论创作方向。
有人画宏大的历史事件，有人画英雄人物，有人画伟人领袖。
罗中立铺开一张白纸，拿着铅笔，半天没有落笔。
他脑子里反复出现一个画面。
那是1975年的大年三十，达县下着大雪。
厂里放假，家家户户都在屋里吃年夜饭，外面时不时响起鞭炮声。
罗中立走出家门，去外面的公共厕所。
走到厕所旁边的粪池边，他停下了脚步。
粪池边蹲着一个中年农民。
他穿着一件破旧的黑棉袄，双手紧紧插在袖筒里。
雪花落在他的头发和肩膀上，他的身体冻得僵直，一动不动。
他的双眼死死盯着池子里的粪便。
罗中立走过去，站在他身边。
“大年三十，你蹲在这干什么？”罗中立问。
农民慢慢抬起头，看了他一眼，回道：“守粪。”
“守粪干什么？”罗中立不解。
“怕人偷，开春庄稼等着用。”农民说完，重新低下头，继续盯着粪池。
罗中立站在雪地里，看了那个背影很久。
回到画室，罗中立做出了决定。
他跑去商店，挑了一块两米多长、一米五宽的巨幅画布。
扛回画室时，同学们都围了过来。
“这么大的画布，你打算画谁？”一个同学问。
在当时的美术界，只有画伟人、画领袖，才会用这种超大尺寸的画布。
罗中立拿起锤子，把画布死死钉在木框上：“画一个老农。”
画室里瞬间安静了，没人接话。
罗中立拿起画笔，开始调色。
他站在画架前，画了整整几个月。
初稿完成，罗中立把画交了上去。
几天后，评委组给出反馈，说画得太苦了。
罗中立把画搬回画室，重新修改。
他拿起画笔，蘸上厚厚的颜料，把老农的左耳上原有的旱烟袋一点点涂掉，画了一支透明塑料杆的圆珠笔。
“加上这支笔，代表农民也有了文化。”罗中立对评委说。
就因为这一支突兀的圆珠笔，画作勉强过审了。
1980年12月，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。
罗中立的画被挂在展厅正中。
画作原本的名字叫《我的父亲》。
评委吴冠中走进大厅，看完这幅画后，对旁边的工作人员说：“把‘我的’两个字去掉，直接叫《父亲》。”
展厅的大门打开，人群涌入。
人们走到这幅两米高的巨幅画像前，停下脚步，仰起头。
大厅里出奇地安静。
有人红了眼眶。
有人指着画里的老农，突然喊出声：“这就是我爹！”
《父亲》毫无悬念地拿下了全国美展一等奖。
展览结束后，国家美术馆决定永久收藏这幅画。
工作人员找到罗中立，递给他一个信封：“这是国家的收购费，一共2400元。”
在当时，普通工人的一个月工资只有三十几块钱。
罗中立接过信封，去了美术用品店，买了一套最好的画笔和颜料。
剩下的钱，他全部塞进包里，坐火车回了达县钢铁厂。
他把当年一起烧锅炉的穷工友们全部叫了出来，走进镇上最大的饭馆。
“今天吃肉，管够。”罗中立把钱拍在桌上。
工友们端起酒杯，吃得满嘴流油。
后来，罗中立一路画下去，成了四川美术学院的院长。
那幅名叫《父亲》的油画，再也没有离开过中国美术馆，成了不折不扣的镇馆之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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